电影《独一无二》剥离于现实的改编 -

　　□宋明海

　　电影《独一无二》由王沐编剧并导演,作品改编自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与美国改编版本的《健听女孩》相比,《独一无二》同样延续了《贝利叶一家》中“听障家庭中健听女孩的成长困境与音乐梦想”这一主体要素,讲述了少女喻延作为听障家庭中唯一健听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去面对追寻音乐梦想与守护家人这一两难局面的故事。与前两部电影不同的是,《独一无二》在叙事结构、影像风格和价值观念上均做了重大改动,以期电影文本能在跨文化语境的改编中适配本土观众的审美经验与情感需求。但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暴露出“结构失力”“现实剥离”“转译偏差”的缺陷。

　　无论是原作《贝利叶一家》,还是改编版本《健听女孩》,二者都将作品的核心冲突聚焦于家庭责任与个人梦想的撕裂这一点,以健听个体与听障家庭之间天然存在的心理隔阂与观念冲突,引申出身份认同与成长困局等严肃议题,并对此进行深入挖掘。而《独一无二》则选择将中国式的家庭伦理观念融入电影文本之中,在电影叙事结构上做了重大调整。

　　在叙事结构上,作品引入叔叔喻志成这一与喻延互为镜像关系的角色,通过上一代人的房产纠纷牵引出家庭记忆,并在法庭对峙中达成情感认同与身份和解。这样的处理方式导致影片大量的篇幅被这条叙事线索占用,而主角喻延和哥哥喻周在相当的篇幅中只能以“失语”的状态参与情节推进,而非前两部作品中对健听个体与听障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样的设置导致了喻延的友情线、爱情线、师生线均被不同程度地压缩,在多重叙事线索并置下出现了人物关系的“情感裂痕”。其中,最直观的便是喻延的爱情线处理,这在前两部作品中均被深入挖掘,这是一条表现女主角心理变化与成长历程的关键叙事线索,但在《独一无二》中,爱情线男主角出现了大篇幅的“角色失位”。可以说,这种剧作力量的分散,集中体现为电影作品的“结构失力”。

　　原作《贝利叶一家》在影片中保留了在幽默中夹带讽刺的法式喜剧风格,《健听女孩》则更加注重议题的严肃性与深刻性,尽管二者风格略有差异,但是都保留了视听的现实质感与情节的现实底色。反观《独一无二》,后者在类型电影的商业逻辑与严肃表达之间寻求平衡,却在权衡与对冲中造成了电影的“局部失真”。

　　在电影质感的处理上,《独一无二》过于依赖通过光影、色彩与音乐来营造氛围进行煽情,这反而失去了归于本真背后的那份动人力量。以三位女主角的同一次校园合唱段落为例,前两部作品在处理这一桥段时,都力求还原或表现现场性的声音质感,克制音乐的煽情作用,在静默与歌声的交织中以纯粹和真情打动人心。而《独一无二》在处理这一桥段时,却变成一场极具煽情性的集体情感宣泄。

　　在电影情节的处理上,影片开篇便以女主角的个人独白完成家庭关系的介绍,这种处理方式虽然能让观众快速明白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但是也因此丧失了细化人物性格与人物情感关系的机会。这与前两部在具体的工作场景中层层渐进式的建构方式截然不同。后续的法院对峙戏中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归结为一点,便是过于强调人物的功能性,却丧失了人物的现实底色,让故事剥离于现实之外,成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空中楼阁”。

　　作为一部跨文化改编的电影作品,如何让外国电影文本在本土化语境中落地生根,是主创人员在改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电影《独一无二》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重构电影文本,形成“家庭和解带给个体自由”的叙事策略,这一改编虽契合本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但这种改编策略却对影片中的核心议题“成长”带来巨大冲击。

　　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在电影文本中的植入,还使影片在关于“听障群体”与“身份认同”的议题上出现“转译偏差”。例如,女主喻延的挣扎仅停留在“时间被占用”的委屈上,而非深化到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思考上,这与《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在身份认同议题上的挖掘与反思形成对比。

　　电影《独一无二》虽然存在部分改变缺陷,但不可否的是影片在跨文化改编中亦有可取之处,电影整体完成度很高,尤其是将本土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与外国电影文本进行融合的尝试,为后续的同类型作品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